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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06-09
關鍵字：晚婚、晚生、女性
王順民
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
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理事長
晴天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
報載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指出：台灣地區已有將近一半（45.9％）的新生兒母親超過30歲才生第一胎，平均年齡達30.1歲；與2002年的平均年齡26.9歲相比，十年來足足提高了3.2歲，也就是說，等到經濟狀況許可想生小孩之際，卻變成是所謂的高齡產婦，如此一來，不僅受孕率的下降，生了小孩之後也會因為沒有體力帶小孩而加重身心的負荷壓力，對此，晚婚與晚生一事，是有它還原回到生活社會學的延伸性思考。
基本上，以台灣地區的變遷經驗為例，男、女兩性的晚婚已經是一項難以逆轉的客觀事實，特別是擁有一定教育水準和經濟能力的自主女性來說，對於走入婚姻的人生願景，所謂『立業』與『成家』這兩者之間的優先順序和比例關係，是有它重新調整、檢視的必要，就此而言，從女性近30歲的初婚年齡及其近五成的首胎年齡來看，點明出來：無論是結婚或生子，不同的生命事件以及所可能產生相互糾葛的拉扯互動，的確有它再一次檢視的必要，畢竟，扣緊生命事件（life event）所誘發出不一樣的生命歷程（life course），這使得無論是需求的滿足抑或風險的規避，宜有分流且多軌的策略性規劃，這是因為：
首先，無論初婚或首胎之平均年齡的觀測變項，不單單只是限縮在女性身上的單一思維，而是有其男女、親代甚或是家庭多造的集體意含，就此而言，癥結點就不全然僅止對於結婚或生子的切割處裡，而是在於糾結不同重要生命轉折點的背後，相關的個人成本、家庭成本、直接成本與外部成本，是否也有進行通盤的論述，僅就婚、生、教、養、衛等傳宗接代的家庭遺業來說，那麼，諸如家庭組成、經濟條件、身心狀況、心理素質與支持網絡等不同的構造影響因素，經常標舉出來的是物質層面的重要性，以致於忽略了在財富的累積過程當中，已經是醞釀產生諸多的無形壓力，比如職場環境、工作負荷與生存挑戰等潛在性威脅，以此觀之，所謂的不易受孕、產後憂鬱、生養吃力或是認知危機，這何嘗不都是奮力打拼的某種預期性後果。
連帶而來的任何不堪，像是遲緩小孩、職場競爭、就業歧視或是教養衝突等，似乎也成為了壓到駱駝的可能稻草之一，就此而言，要如何在觀念充權上，以重新反思締結良緣和賡續薪傳的真義？特別是如何翻轉經濟壓力與生兒育女之間的因果銜接或關聯程度？至於，擺盪在不願生、不想生、不能生以及不敢生之間的國家公共照顧責任為何？這多少說明：對於生養的重責大任，還是委由無奈的雙親以及無力的家庭來一肩挑起，如此一來，此一生兒育女的社會事實，因為被窄化為女性化、家戶化與私領域化，這使得在達至賡續薪傳的社會性任務一事上，女性、母親乃至於小孩已然成為誘因條件底下的犧牲者。
總之，關於女性之晚婚與晚生的經驗現象，雖然不至於教人感到多大的訝異，但是，對於此一視為當然的既定事實，要如何從認知、態度到行為，得以產生內在貫通的可能改變，那麼，在財富與陪伴、物質與精神、有形與無形、體力與心力以及贏在起跑點和無怨相守候等等的天平拉扯之中，父母的優勢利基、觀念充權與效能訓練，這會是一項重要的社會人文工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