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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-09-04
關鍵字：代理孕母、出借子宮、特殊人權
王順民
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
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理事長
報載某高齡藝人透過合法代理孕母方式順利產下了一名男嬰，但也因為國內尚未開放代理孕母制度，因此，不孕夫婦往往必須要花費鉅資以跨海尋求代理孕母，至於，那些沒有能力出國求子的不孕家庭，只好私底下打聽是否有孕母可以「出借子宮」，顯然，在天人交戰的拉扯之間，關於代理孕母的議題現象，還是有它進一步深究的必要。
基本上，還原回到基本的提問乃是：啟動代理孕母機制的目的為何？究竟是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問題？可以解決到什麼程度？及其後續又可能會衍生出什麼的問題？就此而言，不孕夫妻之於兒女圓夢的希望工程，就不單單只是直接架接在出借子宮一事上，因為，真正的癥結點還是在於：究竟胎兒之於禮物（gift）的交換或交易關係內涵為何？誠然，倘若是被界定為某種的財貨服務（goods），那麼，從受孕、懷胎、分娩到產後的不同風險機率，是否可以直接轉換成為可操作性和可管理性的資訊透明化，特別是架接在資訊對稱的市場運作機制底下，任何的閃失，都直指對於包括胎兒、代理孕母、血緣父母等利害相關人士（stakeholder）的可能戕害，畢竟，從子宮著床開始之後所可能出現的各種變異情形，像是胎兒性別、孕程保健、病胎遲緩、中止懷孕、分娩風險、產後依附等等，點明了理當不應該將代理孕母的複雜問題予以過度的單純化，特別是窄化成為偏向於「所有權」的問題！
連帶而來的是擺盪在從適法、合情到講理之間的衡平關係，對此，過去公民共識會議裡固然是已經達成「贊成，但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」的共識，並且據以訂定出包括求子者限於已婚夫妻、雙方精卵須有受孕能力、代孕者國籍應限於本國人，同時必須是無償行為等等嚴格的規定條件，但是，要如何在民俗、民德與法律之間，理應有其綜融著程序正義以及實質正義的多重性考量，就這一點來說，除卻他國擴散模式的採借經驗外，也是要正視到本土特有的文化格局，誠然，比較是被範定在私有財的國家未來主人翁，又要如何回應諸如經濟報酬、道德指稱；人性誘因、銀貨兩訖以及父母權、胎兒權等等的兩造天平，抑或是更直接地說，如果是出現萬一的話，在輸贏之間所責付的會是寶貴的性命！
最後，從代孕生殖法的草擬，彰顯出來不孕與孕母已然蛻變成為某種集體意義的社會事實，但是，對於是否可以受贈精卵、代理孕母權益到有無報酬等爭議點，除了相關配套措施的建制作為外，無論是出於己身或是孕母代理，任何的人為舉措，皆要反思：究竟我們是怎麼看待生命的真義？孩子對於父母、家庭甚或是社會的意義為何？以及如果天不從人願的話，我們又是否已然準備妥當，藉此從容地面對此一恩寵的禮物關係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