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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-06-19
關鍵字：博愛座、讓座、精神衛生法
又再一次出現因為霸佔博愛座而引發當事者兩造之間的情緒對立，顯然，我們還是過於將讓不讓座一事，停留在個體層次的行徑作為上，以致於忽略了類似舉措背後所隱含的集體性意義。
誠然，設置博愛座的初衷乃是為了老弱婦孺等等生理弱勢的人口族群，但是，一方面關於老弱婦孺本身的操作性定義還不太清楚、明確，再加上從「損傷」（impairment：個體的身心理系統因為疾病後果所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傷狀態）到「障礙」（disability：損傷持續一段時間後，對於個體身心理功能所造成的影響）之間所可能潛藏的模糊性，這使得單純的讓座行為，多少還是會因為主客觀的認定或認知，而產生不必要的困擾。准此，在這裡的論述真義旨在於突顯博愛座是給有需要的人來坐，至於，需要與否的界定，就當有其外顯表相以及內隱覺察而來的綜合性判斷，畢竟，倘若無法破除生理範疇的粗爆式判別，那麼，讓與不讓座所引發就不單單只是各自不必要的道德想像和人性譴責，而是有此需要的特定人口族群，卻是因為限縮於結構與制度而來的社會性排除，以致於影響到身障者正常功能的表現，就此而言，設置許久的博愛座，卻一直無法應有的功能與教化，多少點明了國人還是需要某種的心靈結構再造。
至於，還原回到事發的當初，那麼，坐與不作以及讓或不讓，還是有其復雜情境的不同考量，比如說：對於僅剩一個博愛座位的一般乘客來說，坐或不坐都是一種為難與尷尬；連帶地，只要不是霸佔博愛座，那麼，讓與不讓座也都是一種天人交戰的困擾行為。准此，問題的癥結所在就不全然聚焦在借座、誤座、霸座或讓座上，而是要如何從此一連續性、情境性的互動關係裡，以思索讓座的真正意涵，就此而言，是否要有專門設置的博愛座，已經不是問題的論述所在，誠然，處處都是博愛座，其所投射出來的乃是一種有所侷限的人身隔閡和社會隔離，因此，要如何破除與一般外人彼此之間的陌生感，進而同理可能的不方便；連帶地，博愛座的設置與推動，卻也是將當事者的觀點和參與抽離出來，以致於貼心的公共設施反而是造成了身障者的外部障礙經驗， 這一點實在是殊為可惜！准此，關乎到博愛座讓位與否的論述真義，自然是要緊扣著人的觀點，而非是從座位的角度，來思索究竟是要不要座抑或是讓不讓座。
最後，擦槍而來的衍生風波，卻是因為該位惹事的女性，意圖藉由本身躁鬱症的聲稱，以降低社會輿論的道德性譴責，就此而言，在避免精神疾病不斷被污名化的前提底下，惹事者要不然就出示身障手冊以合理化該項的偏差行為；要不就是進行專業的鑑定，以還原事實的真相，藉此免除精神性疾病的被進一步標籤、深化；至於，倘若是搪塞之詞，那麼，是否也要藉由精神衛生法，以還給精神疾病患者一個應有的尊重與保障（病人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，不得予以歧視、虐待或非法利用），以此觀之，惹事者之於躁鬱症無論是真或假，但是，來自於主流社會而來的常態性裁判，這對於身障者而來的社會性歧視，已經是一項不真的社會事實，而需要更多創造性轉化的人文改造工程！？